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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2010年09月11日19:18 来源:新周刊 作者:佚名 发布人:卖火柴的小女孩

  恢复高考33年来,中国共选拔了5438万名大学生。千军万马过的不再是独木桥,大学也不再是从前的大学。

  近三十年来,中国的大学经历了市场化(如取消毕业分配和实行收费制)、国际化(如“建世界一流大学”和大规模合并)、产业化(如疯狂扩招和建大学城)三大高潮。

  它变得像混合了政府和企业功能的奇怪公司:是公共服务,却由家长们高额支出;是产业经营,却背负了2500亿元债务;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是投资,却不保证你的回报。

  大学的理念越来越混乱,而其行政管理、评估体系、课程、老师和学生,都出了问题。大学的定位和专业设置同质化严重,从教授到学生的造假舞弊令学术成为笑话。大学的腐败、两性和安全乱象总在社会新闻版出现。中国的大学不再精心培养能独立思考的“人”,而热衷于培养“就业员”。

  大学从残酷社会中的象牙塔,堕落成了生产不合格产品的坏公司,这是可怕的事!少数好教师和好学生在此瑜不掩瑕,更多人的青春在此虚掷,梦想没来得及描绘就已挫败,这是可怕的事!大学不教新生代做“人”和做事,只教他们听话和考试,这是可怕的事!大学生相信关系和潜规则,甚于相信知识和能力,这是可怕的事!

  2010年,中国957万名考生参加了高考,其中657万人有机会成为大学新生。

  中国的大学,将如何面对他们?

  什么毁了中国的大学?

  当大学成为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校长官员化、行政官僚化、评估泡沫化、建筑浮夸化、人际厚黑化、排名黑幕化、资源集权化、招生产业化、扩张盲目化、文凭贬值化、财政腐败化、监督无力化、授课形式化、学术边缘化、科研虚伪化、精神犬儒化、姿态保守化、文化表面化、教旨雷同化、大纲统一化、设科短视化、教授娱乐化、学者江湖化、教师妖魔化、学生堕落化、学社商业化、作弊正常化、情爱游戏化、暴力频繁化、心理危机化……

  简单归纳,即可得出30个常遭舆论批判的大学之病。但即便中国的大学如同一个身躯日益臃肿、精神日益枯萎的病人,为了得到她的肯定,你仍心甘情愿押上一生中最美好的时光——你自以为用生命的前18年来支付这笔未来的幸福保证金实属必要,皆因青春时父母需要这个目标,独立时老板需要这个证据,成家时丈母娘又需要这个指标,一张文凭足以拴住你的一生。

  山西临县因即将高考强制关闭网吧,全县网吧都在劫难逃;杭州有妈妈为让孩子好好学习开出千元工资,同时有小学生为学生周刊写出《搞好学习是我的生财之道》的“评论”。“考上大学是脱贫致富的唯一出路”的大幅标语贴在小城的中学教学楼上,这条“出路”,仿佛全社会为你而设的一个赌局,你用快乐、自由、幻想与纯真投注,哪怕收获的是北大学生贬值到卖猪肉的残酷结局。

  这是中国大学的黑色幽默——这个人生必经的圈套越是“毁人不倦”,越显成就珍贵;这个圈套越是明显,拥戴者越多;这个圈套越是被你认清危害,你越是不得不进入。皆因这个圈套的布局者、参加者与受害者,老实说是人人有份。

  大学已经功利化,因为你我的欲望都走向了最大化。当读大学成了一个消灭童年、浪费青春、消磨斗志、回报渺茫的人生圈套,知识就无力改变个人命运;当大学成为了官场、商场、欢场与名利场,大学的谎言就摧毁了中国精英的生长土壤——可敬的大学,就成了可怕的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命运?

  “都说知识改变命运,我学了这么多知识,也不见命运有何改变?”2009年,上海海事大学法学系研究生杨元元自杀前如是说。“耶鲁改变了我一生。”2010年,耶鲁毕业的中国人张磊公开告白如是说。他要给耶鲁捐款888.8888万美元,据说是给耶鲁大学管理学院捐款最多的人。

  两者皆拿一生的命运说事。杨元元的话让公众质问教育,张磊被公众质问为什么不给中国的母校捐款——好在,仍有天涯网友为他解围:“捐到耶鲁不一定能体现价值,但是捐到国内一定体现不出价值。”

  2009年,重庆上万农村高三应届考生拒绝了高考,湖北省2.6万学生放弃了高考;2010年,中国高考报名总人数比2009年减少了65万人。新的“读书无用论”正在抬头——《中国青年报》曾报道一个小故事,表弟是一位装修工,平均每月可以拿到2500元左右。表哥大学毕业快一年了,还没有找到工作。农民工表弟因而深有感触地说:“我真谢谢我自己,没有考上大学。”

  大学为什么不能改变我们的命运?

  也许,全因我们与大学的关系早已改变。古时,彼此是家庭关系,“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1919年以后,蔡元培要把京师大学堂变成现代大学时,学校自治,学生自由,彼此是朋友关系;1952年以后,中国大学学习斯大林模式,大学其实是高等技术专科学校,都是为社会服务的螺丝钉,彼此是同事关系;1977年,关闭11年的高考闸门再次开启,大学得到了一批最有理想主义的追求者,彼此是恋爱关系;到了2010年,大学招生推动GDP、大学城建立拉动房地产,彼此早就成了交易关系。

  当我们与大学失去了亲近如父子、知心如朋友的精神伦理,大学就只剩满足短期需要的供需关系——江苏省10年换了5个高考方案,50万考生的命运也跟随着朝令夕改;《2010年就业蓝皮书》显示,数年前的热门专业转眼便成了“失业热门”,法学、计算机、英语、国际贸易、工商管理等专业是2007年至2009年连续三届失业人数最多的专业。

  也许,全因中国“独立思考的知识分子阶层”严重缺货。北大和清华都未进亚洲大学排行榜前十同时,斯坦福大学校长有一个说法,中国要建成世界一流大学最快还需20年。这是客气的说法,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施密德特曾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批判中国大学:“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而在他看来,大学本应该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

  当大学失去了理想主义和独立精神,也就失去了培养精英的生产力——北京不少于10万大学生患有抑郁症,毕业后又沦为唐家岭的蚁族;《中国青年报》一项上万人参与的调查显示,34%的人后悔读大学,51%的人认为,在大学里没学到有用的东西。

  也许,全因大学生只是流水线上的产品。在生命中最好的18年时光,他们为了考上大学,只学会了考试;考上大学后,他们为了找到工作,只学会了考证——父母、中小学与大学联手制造了一个工具的输送带,最后这个“工具”会发现,他用18年学习的,全是以后根本不需要的东西。

  当大学让人才教育变得数据化,也就失去了改变命运的神秘力量——能力可以学分化,人格也可以证书化,道德也可以数据化:上海交大曾想给毕业生颁发3张证书,包括学业成绩单、能力证书,外加“人格证书”; 长沙理工大学城南学院推出道德银行储蓄卡,分金卡、白金卡、钻石卡,做好事开证明就可以加积分——大学行政化的最大坏处,是官僚风气让学者变成了唯唯诺诺的花瓶;大学产业化的最大坏处,是以为才华和人格可以数字化。

  我们都是大学的灾民

  中国的中学生总是睡不着——一份中日韩美四国高中生的比较研究报告告诉我们,中国高中生的压力居四国之首,超过七成的中国学生情绪低落、烦躁,近半中国高中生“睡不着”。

  中国的大学生还没有睡醒——大学生模仿小沈阳创作的大学版《不差钱》写道:“眼睛一闭一睁,一堂课过去了;眼睛一闭不睁,一上午就过去了。人生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下课了,但人没醒。人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醒了,但没下课。最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上课了,但睡不着。”

  这就是人生。对那些三四年后即沦为卡奴、房奴、婚奴、孩奴的中国年轻人来说,大学不过是延时进入残酷社会的避难所,也是人生苦旅中最后的一个乐园——近有李咏不小心口吐真言:“大学期间没有谈过恋爱,没有失过身,就白上了”;远有中国大学周边由邋遢饭馆、通宵网吧、廉价招待所、无证小诊所形成的堕落街。无数大好青年从室友手中接过第一根烟开始,本该厚德博学的大学时光,就沦为一部青春堕落史。

  可惜好日子在大学毕业时就到了头。有分析指,2010年,至少有100万应届毕业生将面临毕业即失业的境况。这个结局,让中国的父母被看作教育产业链上最盲目的投资者,中国的大学生被视为教育产业链上最大路货的低端产品。上海交通大学新闻中心副主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如是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

  鉴于现实残酷,富士康女主管曾出自传小说《毕业出狼窝,工作入虎穴》,对毕业生传授残酷世界的生存之道。不过,富士康的“生存”之道实在让人怀疑,特别是在富士康出现员工自杀的“n连跳”之后——有网友写了《富士康员工自杀和大学生自杀缘出一辙》的博客,发问:“大学生跳楼自杀,富士康的普通员工也跳楼自杀,为什么不同的学历、背景和社会经历,都会选择同样的方式对人生进行了断呢?”

  韩寒的博客《青春》算是一个解答:“心理辅导是没有用的,当我看见我们的女人搂着有钱人,有钱人搂着官员,官员搂着老板,老板搂着林志玲,你怎么给我心理辅导?一打听,同学们混得都更惨,有混得好的男同学,那是靠家里,有混得好的女同学,那是嫁得好……方圆几百公里内,连个现实的励志故事都没有,这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的生活。”

  施密德特在耶鲁大学学报是这样嘲笑中国大学的:“它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并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这不仅是施密德特眼中唯利是图的中国大学的问题,事实上,中国人早已将“经济上的成功”视为“成功”的全部——拜金女会告诉男人,《非诚勿扰》就是“非钱勿扰”;市长会告诉市民,增加GDP一定可以提高你们的幸福感。

  在这个欲望贲张的时代,大学时刻面对两难的选择——是随波逐流,还是保持独立?这是一个寓言:16年前,北京大学曾拥有一堵围墙,一边是假证件和盗版光盘贩子的聚集地,一边是诗人、学者与未名湖,当年围墙在争议声中被轰然推倒,在原来的墙基上建起了商业街;而16年后,进入美国耶鲁大学学院的人仍必须持有白色的门卡,因为学院大铁门总是紧闭,没有门卡,绝对进不了大门。

  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曾说过,大学物理的围墙可以拆掉,“精神围墙”绝对不能拆。因为没有了“精神围墙”,大学就无法满足人们对她高尚性和纯洁性的期盼,就丧失了大学存在的价值。问题是,中国大学的“精神围墙”也正在倒塌。大学在电视宣传片中吹嘘的是它的建筑物,而不是它的人文精神;学生选择大学,选择的标准不是一个大学的教统,而是就业率的高低。

  中国人有两个出身,一是家庭,一是大学。中国人对大学的执念,源于个人对身份的焦虑。当整个社会都认为读大学是成才标准,大学却不能提供社会需要的人才,是大学的失败;当孩子要提早告别童年的快乐、父母要牺牲全部积蓄、兄弟要放弃接受教育机会,才能让大学生读上一个找不着未来的大学,则是社会的变态——我们对大学失望,是因为期望过高;我们对它期望过高,只是因为成本昂贵。

  大学要培养的应该是“健全”的精英,他需有自由独立的思想、天马行空的创意、逆流而上的意志、推动社会进步的精神,有着蓬勃的生命力。但今时今日,大学是官场、商场、名利场、欢场、广场,是盲目扩张的流水线、靠人头计算利润的坏公司,是潜规则当道的小社会、官腔流行的小政府、占地面积巨大的小城市,却唯独不是理想主义者心中的“大学”。

  从小处说,大学应让一个人成为能够独立思考的人,从而改变个人命运;从大处说,大学应促进社会阶层之间进行垂直流动、缓解社会的阶层板结,从而改变国家命运——这正是中国的大学的最大失职之处:大学本应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有力臂膀,但从什么时候起,虚胖多病的大学隐隐成为了社会的负担?

  它不比收费公路好多少

  大学是间坏公司

  大学这间公司最“妙”的地方是,它既是公共服务,又是产业经营;它既面向社会,又针对个人。它出售产品,却没有售后服务;它是投资,却并不保证你的回报。

  “我们不需要教育,我们不需要思想控制,教室里不要有黑暗的挖苦。老师,放过那些孩子……”平克·弗洛伊德在音乐专辑《迷墙》中这样愤怒地唱道,那是1979年。

  放到如今我们的教育体制中,这些激进的话语已经不太合适了。高中以前,或许还有学生苦闷地处于墙内;而一进入大学,整个环境早就已经完全商业化,所有的一切都按照一个商业目标运转起来——如何把学生作为商品出售出去。

  我们的大学更像一间公司,无论好坏。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市场的

  一个高三学生如果有幸连续看过这十多年的高考志愿填报手册,一定会晕掉。十多年来风水轮流转,各种热门专业层出不穷,如果大学是公司,那它们就是深圳华强北那些山寨手机厂商,iPhone流行时就做HiPhone,什么流行就一窝蜂仿它、山寨它、做滥它。

  早些年流行经济类专业,各个大学学院纷纷开设国际贸易、货币银行学、金融学、应用经济学等等;后来又流行法学,人人都想着进公检法,过“律考”;接下来是工商行政管理、公共关系学、广告学、市场与营销等市场管理专业;没几年风头又转到了IT行业,于是计算机类学科汗牛充栋;然后是影视、艺术、表演、播音与主持类专业挤破了头,连工科院校都敢设影视学院;最后是物流管理、电子商务、艺术品投资管理、房地产经营管理、物业管理、动漫设计等面向新时代的专业热得烫手。

  看看十多年来的大学热门专业,几乎就可以看出一个国家的走向。经济数字虽然高亢,可经济学的学生大多不过在当会计和营业员。“律考”通过率低得可以媲美公务员考试,而公检法早就人满为患,没有后台你想都别想。学商科的去卖保健品、搞传销,学计算机的在网吧里当管理员。学表演的如今连潜规则都不一定捞得上了,转年又有一茬水灵的新人。播音主持、影视编导想去电视台?你等着去当栏目聘的编外民工吧。物流管理去快递公司,电子商务在淘宝卖外贸货,动漫设计的要么在熬命,要么在画山寨动画。唯有房地产红旗不倒,如果你运气好早点去卖楼,你就算赢了。

  十多年的大学专业热潮,每一次大学里的专业热潮之后都预示社会上这个行业的烂掉。你必须相信这一点,当下最热的专业,等你毕业的时候一定会烂掉,中国的大学有这个能力。因为它们是山寨公司,它们看重的是“快速反应能力”,谁能短平快地抓住热点,大量吃进原料囤积,迅速做出仿版,就算战略上的成功。

  这间公司是怎么做运营的

  你总算入学了,来到学校之后你才发现,你所在的校区居然离照片上那个著名的学校大门有几十公里远。这还算好的,要是你在挂着一个城市名前缀的校区里,你会发现它在地图上和本校相距上千公里,要用谷歌地图才能览其全貌。

  现在的大学流行开分公司,所有大学都到一个地方去开子公司,于是称作大学城。整合资源、辐射效应、集约模式、融资管理、引领发展、促进转型,这些在大学城建设中经常出现的词汇,就如同商业教科书。大学既然是一间公司,大学城自然应该是一盘生意,这盘生意的体量大得惊人,占地动辄几十平方公里,建筑面积动辄几百万上千万平方米,投资金额是天量,流水账目自然也是天量。

  有知名大学的生意好做,没有知名大学的城市也有新招,便由政府出面撮合当地二三流学校与外地知名大学联办分校。对于当地来说,可算得上是招商引资,对于外地大学则算是拓展业务。负责一点的,隔三差五有本校教师飞行执教,算是连锁经营;不好的则是自生自灭,留个招牌而已,只能算是授权加盟。

  有分自然有合。大学公司的生意还有一种是兼并。院校合并算是我国教育界的一项盛事,学院合并升格为大学,专业性大学合并升格为综合大学,理工大学有人文学院,科技大学有影视学院,更不用说如今几乎每所大学都有医学院。合并风潮据说目的是为了集中师资力量、加强学科水平,为合出几所世界级大学而努力。最高目标自然是全国合为一所大学,如此一来,世界大学排名榜必然会有一所仰之弥高的中国大学,再不济,学生人数也是世界前列。

  兼并重组到最后,难道就是公司运营手法的尽头了?不,大学们不久后一定会发现资产剥离、拆分上市其实是资本运营的更好办法,这样合并的大学又可以拆开来各自挂牌,再来一次资产评估、征地搬迁、结构调整、资源重组、院系学科调整。

  这间公司的收入与支出

  既令人惊讶又在意料之中的是,大学这间公司运用了如此多的手法,最后它的资产负债表却如此不堪入目。

  大学负上巨债已经不是新闻,燕山大学、浙江大学城市学院、吉林大学等学校都欠下了几亿、十几亿乃至几十亿的债务,曾有媒体报道的数据说,我国高校负债实际的数字可能在4000亿到5000亿元之间。

  这真是任何一个职业经理人的噩梦。但好在大学这间公司,有着不同凡响的翻身策略:“扩招负债,卖地偿还”。以平价征得的教育用地,再以数十倍的价格拍卖出去,偿还债务不成问题。别的公司负债搞到破产,大学这间公司负债还会微赚。

  也有大学校长提出,因为“大学不印钞票,也不卖产品,大学的主要产品是人才,但是大学人才送出去是不收费的……培养的人才是无偿供应给社会的”,所以大学的债务应该全社会承担。有总经理如此,董事局主席当笑而不语。

  大学固然不印钞票,可学生们的钞票却是源源不断地流进来,教育体制改革中的诸多口号中,高等教育产业化是执行得最有力的,这直接就意味着学费连年上涨,扩招年年实行。大学这间公司的生产方式本来就特殊,先收钱,后办事,赢得口碑继而趋之若鹜。如果,学生进大学要交学费,毕业后有公司买走还要花钱,如同机场高速公路一样,进出都收费,那真算是一大经营创新,世界企业史的一朵奇葩了。

  大学这间公司美妙的地方是,它的收入既来自政府拨款,又来自学费等自创营收,它的产出既算是公共服务,又算是商品。这样哭穷、赖债时两头都有道理,排列组合一下有不少选择可用。所以我们看到,既有校长呼吁增加拨款,又有校长抱怨学费太低,硬件不够时怨钱少,就业率低时怪社会,负债时它说自己公共服务,收钱时它又成了产业经营。

  当然,最美妙的还在于,它永远不用对资产负债表负责,永远不用对股东负责,永远不用对产品质量负责,永远不用对客户负责。作为普通公民的我们,以纳税人的身份已经为这间公共服务公司缴过税,再为子女入学向这间经营性公司交一次费,然后毕业就业再由自己解决,最后它负债还要所有人一起承担。

  即使这样,我们也永远看不到它的账单。

  大学的企业文化

  没有哪间公司的新闻比大学这间公司更像娱乐新闻了。

  这里有学术抄袭,从博导到校长,学术抄袭新闻的频发程度比起音乐圈歌曲抄袭来,有过之而无不及。这里有男女关系的潜规则,从艺术院校到外语院校,年龄跨度、爆料程度比起影视圈来也不遑多让。这里有骂战,有炒作,有勒索,有杀人,有指桑骂槐,有暗箱操作,这里不仅有情色故事,居然还有推理小说。

  但求金饭碗 专业技能的缺失和过早地享受生活使原本牙就不锋利的狮子连最后的勇气都丧失了,大学毕业生纷纷奔向公务员和大型国有垄断企业。有机构做过统计,国有大中型企业成了80后、90后大学生最想去的工作单位,选择率20.3%。其他就业意向从高到低分别是大专院校(14.8%)、科研单位(11.2%)、私营企业(9.4%)、党政机关(8.9%)。很显然的,稳定压倒了一切。

  中国大学怪现状

  可怕的大学官员

  不懂教育也不懂管理的官员将坏风气带入大学,损害了学术精神,也引发诸多怪象。

  倒卖学生,一个八百 招生时说的是“北京的一所民办大学”,报到时才发现学校在河北涿州,校园外是一片玉米地,老师是在读的高年级学生。2004年12月,京桥大学校长张艳梅带着北京另一所民办高校——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的人来到涿州,准备暗中把1300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学生二次倒卖。双方私下签订了一个协议,一个学生一年800元,3年下来“京桥”便有1000多万的收入。他们准备在北京国际金融专修学院门口挂上“京桥大学昌平校区”的校牌,并哄骗学生说,“你们是冲着北京来的,现在送你们回北京”。

  违规炒股巨亏 自1997年起,天津大学在资本市场闪现的身影远比其在学术科研领域做出的成绩更让人瞩目。它不但是自己的上市公司——“天大天财”的第一股东,还是“大商股份”和“新钢钒”的大股东之一。

  仅仅三年,其自持资金就超过了财政划拨。校长单平从此不再自带博士生,专心应对每年4000多万元的盈利如何花的问题。2006年11月,副校长杭建民挪用1亿元资金炒股票,造成“天大”损失3758.83万元。相关方面指出,尽管单平并非操盘者,但显然他对这笔巨款的动用是点过头的。

  “占领天涯,轰动全国” 在学生不知情的情况下,将其个人信息卖给银行,一万多名学生“被办信用卡”,这只是前奏。就在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原宣传部长强建周就此事接受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采访时,更具戏剧性的事发生了。

  2008年12月,一小段音频在几小时内走红网络,录音中,强建周反问:“我们为啥要向银行保密?银行是个信用单位。”他宣称“要占领天涯,占领所有的信息渠道”,并叫门卫把女记者扣下来,因为“我今天要做一个轰动全国的事情”。

  乘检阅车检阅学生 英姿飒爽的方队、刚劲有力的军体操表演、首长颁奖、领导讲话……这一切与人们平时见到的军训闭幕仪式并无太大区别。

  山东科技大学2007年新生军训的特别之处在于,在阅兵仪式上该校校长王春秋由负责军训的当地野战军某部政委的陪同,乘着牌号为“阅兵—001”的越野车,面带微笑,戴着白手套,挥手检阅。整个过程如同国庆阅兵的翻版。

  面对“乘车检阅的必要性和恰当性”的质疑,该校方称“这在我国高校相当普遍,从中国人民大学到一些民办大学,乘车检阅都很常见”。

  涉嫌买榜 公开数据显示,全国已有近20家机构,以不同的指标体系对大学进行评价与排名,产生的大学排行榜约有100个。

  成都理工大学被爆出曾于2004年和2006年先后两次邀请中国大学评价课题组负责人武书连来校作讲座,随后两次给武书连汇款数万元。此后,该校在《中国大学排行榜》中从2004年的第116名上升至2007年的第92名,而在2007年,我国的“985”和“211”高校一共有113所。

  由于数额在校长职权可支配的范围内,且无证据表明相关领导从中牟利,因此,纪委也未深究。

  开网店抵学分 在校园里开发出2600平方米的“创业园”,运货的卡车川流不息,学生宿舍和楼道里堆的不是书,而是货物,黑板上写着发往全国各地的快递价格。

  不分年级,不分专业,从进入义乌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第一天起,副院长贾少华便鼓励学生开网店。学生逃课,他视而不见;学生“挂科”,他想出“学分替代制度”,网店的一个钻石抵两个学分。如今,整个学院有2000多人在淘宝开网店,学生在学校的“地位”由他所开店铺的级别决定。让学生都以“老板”身份毕业,是这所学校和校长的目标。

  巨额受贿 1990年代中国推行教育市场化,大学迅速扩张,各地大兴土木扩建校舍、发展新校区,建大学城成为潮流,大学不再是“清水衙门”。往往一座大楼建起来,便有一“窝”官员倒下去,基建已成为大学腐败案最多发的领域。

  陕西近三年查处80多宗大学腐败案,倒下7名厅级校官;湖北也已有6所大学的主管官员因腐败落马。武汉大学原常务副校长陈昭方、原党委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因涉嫌在基建工程中巨额受贿,惊动内地教育界。

  中国大学怪现状

  可怕的大学城及教育产业化

  欧美的大学城多是自然形成的,而中国的大学城则是统一规划的。新校园硬件超前但学风稀疏,我们的大学看起来更像是经济实体而不是教育机构,教育也从全民权利转化为昂贵的商品。

  商业之“城” 河北廊坊东方大学城是最先投入商业怀抱的中国大学城,在首期规划1万多亩用地中,高尔夫球场占地6640亩,别墅、度假村、夜总会样样俱全。紧随其后的是广州大学城、山东日照大学城和重庆大学城。商业和教育的融合在中国大学城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还有后来者继往开来,乐此不疲。

  昂贵之“城” 大学城项目的遍地开花和中国高校的大肆扩招息息相关,一面是高校规模的激增,一面是相形见绌的校园容纳力。大学城的建设资金大部分来源于银行贷款,仅利息就是难以承受之重,但教育产业化之下,一切皆有解决之道——校本部的土地置换,学生学费的年年上升。中国高校纷纷借大学城东风,或杀入房地产市场,或迈进市场经济领域,学校不经意间就能从教育机构变身为经济实体,教育也从全民权利转化为昂贵的商品。

  冒进之“城” 欧美大学城大多是在历史变迁中自然形成,而在中国,校园越来越大,教育却渐行渐远。高校扩招的副作用已经显现,随着大学生含金量的下降,高校扩张的步伐已经减缓,那些耸立的大学城很可能面临校舍闲置的危机。不过,这可能又是一个商业开发的契机。

  寂寞之“城” 中国大学城的数量超过70座,无一例外地位于城市边缘,自成一体。广州大学城位于番禺区新造镇,常驻人口超过30万,规模和中小城市看齐;郑州则成为被大学城包围的城市,4个大学城整齐地排列在东南西北四角,容纳近40万学生。“校内是文化,校外是荒芜”。

  边赚钱边上课 边看大盘边上课,学炒股还能挣学分——2010年,北京科技大学和其他18所高校联合开设的“中国股票市场”专业课受到追捧,240个名额瞬间满员。中国大学的创造力从来被质疑,但各种层出不穷的非主流专业课可以为此正名。炒股课程至少可以看出师生关系的转变,学生是客户,老师是操盘手,而课堂随时可以变成证交所。

  欠费的大学 从2007年起,吉林大学便面临负债30亿的困窘局面。我国高校的贷款总额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部分高校已经面临资不抵债的困境。大学不断扩招,校方认为招收更多新生意味着更多的学费,这些收入可用来支付贷款。但事实说明,这些计划已明显失效。在安徽,有50所学校共负债12亿美元,有的学校学费收入一半用于偿还债务。

  中外合作办学的危险 2005年,山东日照大学的中外办学项目搁浅,数十名学生到加拿大后发现就读的是社区语言学校,而非正规大学;2009年年底,武汉大学曝光三起利用“中外合作办学”项目的招生诈骗。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教育全球化的象征,但从诞生之日起便和骗局紧密挂钩,在送给学生和家长的项目书上,“出国交流”被等同于“出国留学”,海外的私人教育机构被巧妙地模糊为“著名学府”。

  计划经济式的大学合并 中国的高校合并潮由来已久,但成功者少之又少。西安医科大学、陕西财经学院、西安交通大学的案例至今仍是中国高校合并史上有名的反面教材,传承已久的学校品牌、校园文化乃至专业特色在一次合并之后荡然无存。就如同中国企业的跨国并购鲜有成功案例一样,高校合并也无法帮中国建立起“世界一流大学”。

  孱弱的民办大学 民办大学和职业高校可能是中国考生最不愿填报志愿的两类院校,无论北京、上海或是广州的民办大学,年年招生时都要降低分数录取线才能勉强招够。仅有20余年历史的中国民办大学也先天不足,师资和硬件条件都和公立大学不可同日而语。不过即便教学质量饱受诟病,民办大学在收费上并不谦虚,目前广州地区的民办大学每年学费在1.8万至2万元之间,而公立院校的学费一般在6000元至9000元上下。

  《八位大学校长》 作者智效民谈民国时期的高等教育

  中国大学的30年好时光

  有人说胡适当过大学校长,他也是官啊!他们不懂,校长就不是官。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他的办公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胡校长的办公室”因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我们目前的教育研究,可以说是滞后的;而我们的教育状况,则是堪忧的。改革开放是从教育开始的,恢复高考嘛;但进入80年代以来,教育没有多大变化,反而越来越僵化、保守,开倒车,回到了不知道什么年代。我当过小学、中学教师,后来我有一次跟教过的学生道歉,说实在对不起,在我当教师的时候,我根本不懂什么是教育。

  我在《八位大学校长》一书里写到了民国时代的八位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梅贻琦、张伯苓、罗家伦、竺可桢、任鸿隽、胡先骕。之所以写他们,是想为当代教育提供借鉴,看看今天的教育出了什么问题。这八位大学校长确实有典型性,但其实相对于今天而言,几乎所有民国时代的大学校长都值得谈,而他们所提供的借鉴,应该是全方位的。

  大学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

  要说明大学是什么,应该从大学的历史讲起。中国过去是没有大学的,“大”字加一点,叫太学,为翰林院培养人才,是皇帝的御用机构、国家的最高学府。但太学跟现代意义的大学还不一样。大学源自欧洲,中国现代意义的大学的出现,始于戊戌变法,当时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现代大学的开端。京师大学堂在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在1915年蔡元培入主前,还是以经学为主的旧式学堂,还没有完成它真正意义上向现代大学的转轨。

  大学,简单来说,是一个培养人的教育机构。它培养出来的“人”,应该是一个能独立思考的人,通过自由独立的思考去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自我。但是我们现在对教育、对大学的认识完全是相反的,现在的大学是培养人才的,所谓“人才”,说白了就是要听话。现在是不提“驯服的工具”这个说法了,实际上就是那个意思,而大学通过各种各样的框框来制约、衡量他们。

  民国年间所说的“教育独立”,政党是不能介入大学的,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其他党派。国民政府成立后,国民党开始在大学推行党化教育,像1928年出任清华大学校长的罗家伦在清华搞军训,遭到了抵制。

  罗家伦这个人比较复杂,他在“五四”时是北大的学生代表,“五四运动”的概念最早就是他提出来的。他后来加入国民党,还担任了蒋介石的秘书。北伐胜利,他是作为国民政府的接收大员出任清华校长一职的。当时他要在清华推行军事化,要求军训的学生一律穿制服,按时作息,早晚点名。早操无故缺席记小过一次,记三次小过合一次大过,记三次大过就要开除学籍。为了以身作则,罗家伦和学生一样身穿军服,脚穿马靴,天天出操。

  逻辑学家沈有鼎当时经常不上早操,被记小过八次,眼看就要被开除,正好冬天来临,在大家的抵制下,早操被取消,他才得以幸免。哲学家张岱年本来已经考入清华,受不了军训,转学到师大。

  30年代初胡适办《独立评论》,曾任四川大学校长的任鸿隽专门写过两篇文章谈国民党推行党化教育的弊端。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

  曾任浙江大学校长的竺可桢写过一篇题为“利害与是非”的论文,他说,中国人总是以为只要引进西方的科学技术,国家就有救了,其实要想让先进的科学技术在中国生根发芽开花结果,首先应该培养一种“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科学精神。回到“什么是大学”的问题上,大学就是一个“只问是非,不计利害”的地方。它应该是一个完全自由的追求真理、切磋学问的场所,大家在这里互相碰撞、互相激励、互相帮助、互相竞争。大学就是这样一个自由、民主、平等的学术共同体。

  中国大学的好时光太短了,如果从20年代大学步入正轨算起,到40年代西南联大的绝响,也就短短30年时间。而且这中间有多少次战争啊,大大小小的战争,大仗像八年抗战,再加上一些局部战争,大学的真正好时光没剩下多少。但就在这么一个恶劣的环境下,中国的大学培养出多少人才!很多大师级的人物,你去看看,任何一个领域,无论是人文的、科学的,肯定都是那个时代培养出来的。

  民国的校长不是官

  蔡元培入主北大前后,专门赴欧美考察,希望将西方最先进的教育理念和体制带入中国。后来蔡元培去职,蒋梦麟接任,人事的更迭并没有影响蔡元培为北大奠定的基础体系,由此以北大为代表的中国大学开始步入正轨。

  我曾经分析过,当时留学生两大派系,一派是留学英美的,一派是留日的,留日的有革命倾向,他们回国后可能短暂在大学任职,但后来离开了;留学英美的,主要聚集在大学,致力于学术研究。民国时代的大学之所以好,我认为跟英美派有很大的关系。

  蒋梦麟和胡适曾师从哲学家杜威,杜威的教育以及哲学思想可以说是当时最先进的,蒋、胡他们接受杜威的思想,认为教育就是一个实验过程——这个认知非常重要,教育就是一个不断实验的过程,而不是像现在那样,要给学生灌输现成的东西。从蔡元培到蒋梦麟、胡适,经过30年努力,北大的各项制度得以完善,成为一个学术中心。

  什么叫“教育独立”、“教授治校”,现在我们很难想象:政府居然不管?甚至在一个文学青年聚集的网站上,有人说胡适当过大学校长,他也是官啊!他们不懂,校长就不是官。胡适任北大校长时,他的办公室学生随时可以进去,“胡校长的办公室”因此被誉为“世界最民主的俱乐部”。

  在当时的制度设计中,大学校长就是一个组织者、一个带头人,没有什么特权,也没有利益可图,一切都是公开的。校长需要有服务意识,当年那些潜心治学的人,比如吴宓,是不肯当校长的,因为他们担心当了校长会牺牲自己的专业。过去的校长是通过推举产生的,由教授们组成的评议会选出。当时影响大学决策甚至是校长的任命,还有一个机构,就是校友会。校友会不同意的人选,是不能当上校长的。

  清华和北大一样,奉行教授治校,按规定,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由校长主持,举凡校内的各种事宜,都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1931年出任清华校长的梅贻琦开会时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大家意见不一时,他又能很快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得以解决。他说自己的角色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别人来唱。

  数额庞大的清华基金一直由梅贻琦打理。他晚年重病,病床下放着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他去世后,皮包里的东西由秘书公示,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分毫不差。人们因此都赞扬梅贻琦的廉洁,台湾学者孙汉观则感慨说,公款公用是一个校长的本分,如果他做到了,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像在美国,就从来没有听说过一位校长可以把公款挪为私用;但是梅先生能在长期无人监管的情况下洁身自好,不随波逐流,现在看来,这种人居然成了黑暗中的一颗明珠,说起来实在令人心酸。

  我在《八位大学校长》的前言中说,这八位大学校长留给今天的宝贵思想财富是懂教育、负责任、重人才、无私心及有魄力。也有人认为,这只是对大学校长的“最低标准”及起码要求。话是没错,但问题是现在有几个能做到的?比如说,有几个校长是懂教育的?教育究竟是捏泥人还是种庄稼?这是两种截然不同的教育理念。当年丰子恺曾经画过一幅“捏泥人”的漫画来讽刺错误的教育。因此,在反思当今教育的时候,大家应该想一想,你是要把学生摁在一个模块里做成泥人呢,还是把他们当作幼苗,小心呵护它,让它开花结果呢?如果校长们都能这样认识问题,事儿就好办了。

  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

  1901年清政府推行新政,并于第二年颁布《钦定学堂章程》。新政期间,新式学堂纷纷成立,引进现代教育体制。但除了京师大学堂,其他学校不能叫“大学堂”,像按照京师大学堂模式成立的四川通省大学堂,后来改名为四川省城高等学堂。五四运动后,各地竞相将高等学堂升格为大学、设立单科大学。到30年代以后,一般省份都有了大学。

  在各地大学中,我觉得南开大学可以说是一个奇迹,而且大学的发展方向就应该像南开一样。张伯苓几乎以一人之力,办起一所好大学,还是在这么短的时间就办得那么好。同样是私立大学校长,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的日子就比张伯苓好过得多。司徒雷登在纪念张伯苓70寿辰的《另一个中国》一书中作过比较,燕京大学在美国有一批潜在的赞助者,他们有财富,也习惯于回应美国国内和国外在教育和宗教方面的呼吁;而在中国,高等教育一向是由国家办理的,大学的经费由中央政府或省政府提供,办私立大学,张伯苓是拓荒者。

  南开的前身是敬业中学堂,梅贻琦、陶孟和(中国社会学奠基人、五四时期著名的北大教授)就是南开毕业的。1919年9月,南开大学正式成立,是中国第一所正规的私立大学。张伯苓的办学经费,首先来自个人捐款,其次来自基金会赞助,最后才是政府补助。“我虽然有时向人求见、捐款,被其挡驾,有辱于脸面,但我不是乞丐,乃为兴学而作,并不觉难堪。”张伯苓常说,教育机构的账上应该是赤字,任何学校当局若在年终银行账上有结余,证明他是一个守财奴,因为他没能利用这些钱办件好事。张伯苓自办学那天起个人一无所有,但他在办学上从来不怕预算超支。

  对于南开来说,张伯苓就像一个老保姆,或者说是老母鸡。北洋水师出身的他,因为清朝海军在甲午战争中的惨败,深感救国之道不在于买船造炮,而在于开办新式学校,改造中国的过敏性。他是完全献身于教育的。许多人回忆张伯苓时总谈到两件小事:一是他不许学生吸烟,但自己却吸旱烟,当学生指出时,他将烟袋一折两段,从此不再吸烟;二是他年轻时留着胡子,为了给学生做表率,他的胡子越来越少,最后干脆全部剃掉。

  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行,南开啦啦队突然在看台上打出“勿忘国耻”、“收复失地”的标语,并齐声呼喊,令全场三万多名观众为之震惊,并报以掌声。当局要张伯苓管束学生,据说他跟学生说的第一句话是“你们讨厌”,第二句话是“你们讨厌得好”,第三句话是“下次还这么讨厌”,但“要更巧妙地讨厌”。

  除了私立大学之外,当年还有许多教会大学,与国立大学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可惜到了上世纪50年代以后,私立学校和教会学校都被取缔,致使公立学校“一枝独秀”。这也是当今教育的一大弊病。

  少数派大学生的“跨国”就业力

  外企喜欢什么样的大学生?

  个人魅力、自我行销力、职业生涯管理力、学习力、反思力,这些都是外企眼中的就业力指标。860万大学生就是这场就业力大比拼中的主角。

  一个大学毕业生进入跨国公司,有多少条路径?

  对去年10月的华南理工大学应用化学专业研三学生吴杰来说,这是个难题。

  在焦灼的阳光中,他穿着黑西装,打着领带,穿着皮鞋,背着公文包,手握简历,挤在华工运动场上“校园招聘会”黑压压的长龙中,从上午9点排队排到下午4点,只投出两份简历,中间没敢去吃一口饭。

  一组令人担忧的数字是,2009年中国需就业大学生达860万人,其中应届生610万人,往届生250万人。

  你会怎样解决过期面包?

  吴杰是班长。去年9月,他和班上其他27名同学一样对未来保持乐观,因为学的是工科。

  每年的10月和11月是应届生求职高潮的第一波,接近一半的就业去向会在此时敲定。春节过后的3月是第二波,此时,许多企业用的是来年的招聘指标,所以机会甚少。第三波是在四五月,属于扫尾阶段,如果还没有敲定,基本上就成“困难户”了。

  吴杰一共投了不下100份简历,先后去过中华英才网、智联招聘,校园现场招聘会,人才市场专才招聘会,但几个月下来, “简历越投越多,消息一个没有”。

  在许多外企HR看来,80后应届生优势在于思维活跃、学习能力强、英语好,劣势在于眼高手低、太过浮躁、缺少耐心。

  ACCA(特许公认会计师公会)连续5年在北京、上海、广州和香港举办“就业力大比拼”,他们从历年比拼发现一个新变化——“我们本来是针对大三以上的学生,但现在越来越多大一大二的同学也跑来观摩,他们非常关注自己未来的就业状况。”ACCA广州代表处首席代表袁哲说。

  何为就业力?

  “就业力就是由学习而得,个人获得、保有以及做好工作的能力。它包括个人魅力、自我行销力、职业生涯管理力、学习力、反思力。在知识经济社会,企业主对雇员的能力要求还包括:能在不明确的环境中进行团队协作,能处理非例行程序,能担负决策责任,有沟通技能,以及能从较宽广的脉络来理解工作场所的发展。”袁哲说。

  为了测试出大学生的综合就业力,ACCA动用了2760个逻辑推理和675个英语测试题,测试方式是笔试、校园面试、就业力训练营。而1000多个培训机会和140个实习岗位来自GE、安永、德勤、杜邦、花旗银行、中国移动、中国人寿、戴德梁行和浩富浩信中国等。

  “如果你是一名企业销售员,但你要负责去销毁一卡车过期的面包,途中遇到一群很饿的灾民,旁边还有采访的记者,你会怎么办?”MRI(中国)招聘顾问公司中国企业部总监卓祺是“就业力大比拼”广州赛区的评委之一,他说在10人一组的无领导小组讨论中有这样一道有趣的讨论题。

  最后,有聪明的学生贡献出好点子:救人为重,与灾民同吃面包,以证明过期面包无害,同时叮嘱记者不要过重报道“过期面包”,并承诺公司会对灾民有后续的捐助,吸引记者追踪报道,借机提升公司品牌形象。

  卓祺说,HR界有个说法:大学生都是半成品,过来还要加工了才能用,只要能选择,我肯定要一来就马上用的成品。大学生要提升自己的就业力,除了考入好大学,多参加社会实践,还须有一两项特殊的技艺伴身,比如:电脑编程编得好,或者做简报做得特别漂亮,很会搞统计,或者很会写会议纪要,外企HR有时会特别青睐与专业无关的实用小技能。

  “ACCA就业力大比拼”和金蝶软件操盘的“2009全国大学生创业大赛”都将在7月进行决赛,不同的是,前者创造实习机会,后者是要让大三学生玩一场企业经营的大富翁沙盘游戏,最终的获胜者将获得10万元的创业基金,更接近实战。“我们做创业大赛有长远考虑,经过我们ERP管理软件培训和就业指导的大学生,进入社会后,会对我们的产品有依赖性和倾向性,这也是我们培养未来潜在市场和客户群的考虑。”金蝶软件培训教育事业部市场总监金涛说。

  “管理培训生”的无限可能

  “我父母是上世纪60年代初的军校大学生,统一分配,一辈子呆在一个单位。我哥哥1992年毕业,也是分配到航天部工作。我1997年毕业,本科毕业生一年不到100万,企业和毕业生开始双向选择,同学大部分进入大的外企,我第一份工作是在一家民营企业。”Meijob网站部市场总监庞严冰一家人的身上,有着非常典型的从“包分配”到“自主择业”的变迁路线图。

  企业如何才能招到最适合的大学生,大学生如何才能找到最适合自己的工作?如何解决人才对接的难题?

  卓祺发现,宝洁、安利和万科等很早就启动招募在校生到企业内部培训的计划。其最通常的表现形式或为“储备干部”,或为“管理培训生”。ACCA袁哲则发现,德勤有针对大二大三学生的德勤俱乐部,安永有暑期领导力训练营,毕马威全年都有寒暑假的实习项目,安利有“阳光育苗”计划,箭牌也有实习生计划。

  “安利每年的空缺有几百个,我们每年大概10%—15%,也就是30个左右的名额提供给没有工作经验的毕业生”,安利(中国)人力资源副总裁张玉珠说,安利从2002年开始进行校园招聘,每年都会接到过万申请,安利会对其中1000人进行面试,选择其中几十人进入总部进行两三天的培训筛选,然后定下30人,提供一年时间,不定岗,先在各主要部门流动学习,最后再定岗,这就是“管理培训生计划”。

  7年里,安利在全国共28所高校开展了56场校园招聘活动,招聘员工仅为数百名,张玉珠解释,这是因为安利仅有12%的人员流动率。

  “刚毕业时,我还不能一下子就非常自信地说,知道自己能朝哪个方向发展,需要时间再去观察一下”。曹诗杰毕业于广州外语外贸大学,是安利2008届的“管理培训生”,她在一年的时间里先后在储运部、全国业务部、广东业务部、市场部以及财务部轮岗工作,最后,她选择留在“经常有新鲜的活动项目、可以接触到不同的人和事”的市场部。

  张玉珠是香港人,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社区做社会工作,之后转到电子上市企业做培训主任,再跳到跨国公司做人力资源工作,最后再到安利做到人力资源副总裁,负责大中华区及东南亚,她说这么多年来经验就是:“工作要做几十年,第一重要的是兴趣,如果你没有兴趣就赶快找出你的兴趣,找到你自己真正喜欢的工作。”

  “我们最看重大学生身上的创造力、领导力、倾听力、沟通技巧和人际关系,还有热忱。”张玉珠说,这些是安利在决定是否聘用一名大学生时最重要的考量指标。

  在跨国公司里做自己的老板?

  与安利等大多数公司推出的“管理培训生”计划不同,EF英孚英语从2008年起,推出了一个创新的“YEO未来企业家”项目。

  EF英孚教育中国区招聘和员工发展执行副总裁徐庆菁说,YEO就是要让你做自己的老板,制造“噪音”,在20多岁时就让你做一些可能到30岁也未必有机会做的事情。

  入选的应届生将独立负责运营项目,第一天就能站在战略层面,和“大老板”一起工作,公司CEO或总裁将是直接的导师,提供专业指导。很可能你的第一个项目是和技术研发、市场营销和培训部门共同开发和推广网上英语的一对一视频课程;第二个项目就是负责在南非选址并开设英孚的教师中心 。此外,YEO入选者还能参加美国霍特商学院的Mini MBA课程,学习真实的商业案例。

  “今年3月,我们的YEO项目在上海地区招了4名毕业生,分别来自上海交大、上海外国语学校和复旦大学,其中两名是研究生。上外的Tina被分配到青少儿英语培训部,负责社区教育项目的新渠道建设,这可是一块从未开垦过的处女地。”英孚YEO项目负责人孙萌晴说。

  蒋海甜(Tina)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的应届生,她的入选得益于她在学校时曾经创建了一个学生组织,专门负责把中国学生介绍到海外实习,然后再把海外学生介绍到中国实习。蒋海甜现在已经带领10个实习生干了3个月的社区教育渠道拓展,并向英孚全国市场总监Catherine汇报工作,她能获得帮助的导师是英孚青少儿部总经理Adel和青少儿部全球总裁Jacob。

  “我们要进社区做一些市场营销,经常要跟中年的物业管理员打交道,可是我不是上海人,不会说上海话,说普通话他们又听不懂,我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难题,经过好长一段的调整期。”蒋海甜正在慢慢适应从学生干部到企业家的诸多变化。

  来自复旦大学的Bob,在英孚的Englishtown部门负责网络产品的业务推广,他负责的项目是“网上排课系统”升级。上海交大的Sky是电器专业的研究生,他直接跟随英孚中国区CEO费比然负责Englishtown网的运营项目,主要职责是:通过整理网站的工作流程,优化运营结构。

  “我们一开始就挑选了解中国市场、有企业家潜质的人,在企业内部创业,慢慢培养起来,之后,他们会创造一些不一样的东西,希望他们可以做到中层以上的职位。”孙萌晴说。

  吴杰班上的28名同学,除了一名男生因为办理出国耽误了找工,一名女生因为太过挑剔至今待业,90%的人都签了就业协议。

  因为笔试未过关,吴杰在安利招聘“管理培训生”时被刷了下来,但在后来的“IT专才”招聘时幸运入选,7月将正式入职安利研发(R&D)部门,未来的工作会是研发新的配方,下车间指导工人生产。

  青年创业的CCTV推动力

  5月31日晚上七点半,新疆乌鲁木齐机场,穿红戴绿的姑娘们已经在这里等候多时。数十人从飞机上下来后,被姑娘们拦在到达大厅,一个个地戴上维族的帽子。他们不是国家领导人,他们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企业家21人及CCTV经济频道的工作人员。这些企业家们带来的是创业经验,未来几天他们将分赴新疆大学、新疆财经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给乌鲁木齐的大学生们传道授业解惑。

  CCTV经济中心总监郭振玺把这个联合几十家媒体及YBC(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举办的活动叫做创业课堂。解疑答惑,讲述创业的技巧和经验,是创业课堂的第一阶段。在郭振玺的计划里,第二步是建立天使基金,举办创投见面会。与此同时进行的是第三步,在全国营造一个良好的创业机制和社会环境。

  为此,CCTV经济频道把6个栏目的时间段都用上——《第一时间》、《财富故事会》、《经济半小时》、《对话》、《经济信息联播》、《创业英雄会》。从上午的《马斌读报》开始,到中午的《经济信息联播》,饭后的《财富故事会》,全是在说创业。

  这种倡导全国青年创业的舆论氛围出现在20多年前的就业困难的英国,后来有公益组织联合一些企业家志愿者,为青年提供创业经验及资金资助。这个组织最终变成46个国家参与的联合国青年就业网络。在中国,这个组织叫YBC。目前YBC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志愿企业捐来的基金不能由YBC自由支配,因为基金都是挂靠在政府部门之下的。YBC最希望媒体能帮助他们推动创业援助机会的变革。

  郭振玺也希望能在体制创新的舆论上做点事情,经济频道将会针对各地政府的创业环境及机制问题,进行持续一个月的探讨和传播,目的在于让社会环境营造出合理的创业文化。

  “创业的环境的营造需要全社会的努力。不光是CCTV,不光是YBC,不光是政府一两个部门,一两个地区,而是应该一起来努力,形成合力。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讲,这件事情是功德无量的。”(采访/邝新华)

  他们在为大学生就业做什么?

  欧莱雅:大学生就业创业基金

  今年,欧莱雅借100周年之机在全球推出100个公益项目,其中在中国推出“大学生就业创业基金”,申报范围为全国所有高校的在校学生。每个入选的创业大学生或团队可获得5万至15万元不等的创业基金。

  惠普:青年创业扶植计划

  6月17日,惠普启动了一项名为“科技点亮未来 ‘全程助力’创业梦想”的青年创业扶植计划的活动,帮助中国青年尤其是大学生创业。惠普将联合中国青年创业国际计划、中国就业促进会、北京富平学校在国内新建5家培训中心,培训对象更多偏向于大学生。

  淘宝:电子商务高校创业园

  6月19日,淘宝网与东莞理工学院、东莞职业技术学院和广东医学院东莞分校等高校在松山湖创业园签订协议,联合成立中国第一个电子商务高校创业园。创业园试图通过网店创业拉动大学生就业。

  前程无忧:大学生公益实习平台

  3月,前程无忧联合中国移动、礼来制药、妮维雅公司、软通动力、吉野家快餐、中国平安、索尼爱立信、零点研究咨询集团等数百家企业,推出一个全国性的大学生公益实习平台shixi.51job.com。

  南京:模拟IBM公司

  1月,南京IBM-ETP实训基地开始招收实训学员。培训班面向计算机专业本科大三学生和应届毕业生,报名者测试合格后,即可进入接受9个月“实训”,实训环境同真实的IBM公司一模一样。其中,12800元培训费均由政府资助,实训合格,将定向输入知名IT企业:IBM、Infosys、塔塔、华为、中兴、东软、联迪恒星、南大苏富特等。

  苏州:大学生创业零首付公司

  为扶持大学生就业创业,苏州将设立50家“大学生创业零首付”公司,对大学毕业生创办的企业,或就业1—2年后创办的企业,在初创期2—3年内将给予适当的税收减免。

  张颐武 大学要从精英教育变为通识教育

  “原来尾巴小,头很大,公众会觉得精英很多,现在大学扩招是让尾巴变大,并不意味着精英减少。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于,开放得比较急速,结果导致给人印象是大学生一下子贬值了。”

  提到高等教育现在普遍存在的问题,张颐武想到的不是行政化、扩招、学术剽窃这些再三争论的问题,在他看来,这些问题的存在当然是现实的,大家也都有所认识,也亟待改革。但现在大学的学术不进步,有很大一个原因是教育者眼界不够开阔,在师生相传的时候出现了固步自封的问题,对国际前沿缺乏把握,因此往往用的都是旧思路,无法用新的方法思考问题,这在人文社会科学上往往表现得尤其明显。

  学术需与社会接轨

  “上世纪80年代以来出现一种翻译文化,学者看到哪些翻译的书就受到哪些影响。虽然这些年外语水平有所提高,但还集中在重要的大学。很多地方大学对信息的接触还有困难,并不是说材料无法找到,也不是观念上的问题,而是方法的问题。我们现在的很多研究都是重复的。国内很多学校比较封闭,对于国际上在研究什么,国内前沿在研究什么都不了解,大学自我繁殖和自我发展就会有问题,需要和国际上的大学有更多的交流。”

  视野狭窄是国内普遍大学都遇到的问题,尤其集中在地方上,这就使得学生和老师变得非常被动,而学校的研究或学术活动与大众传媒的脱节也非常严重。在张颐武看来,其实大学里对国际上众多大学的研究已经取得了非常专业的成果,只是这些成果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运用。

  写时评的人和搞专业研究的人之间没有有效的信息沟通,“这些成果和一些知识分子在媒体上谈的是两回事,这不是好现象。比如伦理学的研究,作道德判断是一个非常难的事,但现在每个人都能通过媒体下判断,这和伦理学的研究是不接轨的”。

  大学改革需要专业化运作

  高等教育是社会关注的问题,而对它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专业性很强的题目,教育部也有自己的研究机构。“对国际上的大学的了解相当清楚,很多人认为教育部什么都不懂,事实是中间有很复杂的机构要去运作,外界往往觉得改一下有什么难的?其实非常困难。加深大学在公众中的了解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张颐武的观点是,今天高等教育问题不能一概而论,因其结构复杂,公众应该更理性、更客观地提出意见。现在有一些批评大学教育和大学制度的人,对国际上大学的发展趋势没有充分的了解,往往是理想化或者浪漫的想象,是一厢情愿或者情绪化的,立足点一定是“中国大学不好”、“老师都是‘叫兽’”、“学生是一盘散沙”。媒体虽然是大学工作的一部分,需要有这些声音和讨论,可是对大学改革真正要起到效果的话,还是需要专业化的运作。大学机构本身是一个现代性的产物,不可能十全十美,当然中国大学的基础更弱一些。

  “应该让公众更多了解一般层面上国际大学的情况,光看了一些《我要上哈佛》一类的书,看到风景如画的校园,就感慨人家人文积淀深厚,这都是一些表面的东西。事实上中国的大学恰恰是按照世界上大学的一般规则建立起来的,差距并没有很大,现在有一些大学也开始启用了像教授会这样的管理模式。”

  教授会管理模式在美国和日本开展很普遍,大学所有的事务都由教授开会决定。张颐武曾经在日本参加与过大学教授会,发现要表决的事务事先已经经过广泛的沟通和普遍认定,经过很长时间的内部协调,教授会只是仪式上最后确认一下,比如一个领导人选的确定,以及一些议题的认定,这和中国大学的差距没有想象中那么大。

  “校园政治也是全世界大学普遍存在的问题,戴维·洛奇的《小世界》、钱锺书的《围城》写的都是人际关系的错综复杂、勾心斗角,这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但是在中国是不是更严重,需要我们认真地去了解和思考。”

  从精英教育到通识教育

  同样的,大学扩招也是全世界的趋势,都要从精英教育变为通识教育,大学毕业生变为普通劳动者,因为要提高整个人口的国民素质,精英教育的传统很难维持。

  张颐武现在还经常给本科生上课,他发现入学门槛降低并不能以偏概全地就认为大学整体质量下降,好的大学依旧难考,主要原因是大学生的数量增加在尾巴上。

  “原来尾巴小,头很大,公众会觉得精英很多,现在大学扩招是让尾巴变大,并不意味着精英减少。中国的情况特殊在于,开放得比较急速,结果导致给人印象是大学生一下子贬值了。很多家长在抱怨,花那么多钱供孩子上了大学,找不到好工作。他们没有看见,好工作并没有比大学精英化的时候有所增加,这需要互相沟通,和大学本身的竞争力、专业设置都有关系。家长的期待还停留在精英教育时期。”

  熊丙奇 大学改革就是要捅破那些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大学改革,重要的是取消行政级别,而这需要国务院推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能依靠大学校长、教授被动改革。

  熊丙奇2002年就开始和大学问题拧巴。2004年写下《大学有问题》时,他就意识到“中国大学问题太多了”。熊丙奇说,任何一个学校局部切片,都能看到大学存在的问题。“高考入学是计划色彩的,学校招生不自主,进校后专业设置脱离社会,教学任务追求业绩增长,学术科研态度不端。这样的大学如果只做局部调整,而不探索新的办学体制,恐难有改革成效。”

  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口号,中国已经喊了很多年。但熊丙奇尖锐地指出中国不仅没有一流大学,连真正意义上的大学都没有。熊丙奇认为问题最严重的是高校行政级别官学不分,校处领导官气十足。“要解决大学的问题必须要改革大学的衙门化、行政化,真正的大学首先不会以行政力量为主导。”

  大学不是一级政府

  “国家为了建立一流大学,认为提高行政级别是提高大学地位,提高大学地位是提高大学话语权。但行政级别提高后,有一批书记、校长相继成为副部长级干部,大学成为一级政府,官场气更重了。”

  没教育背景又不懂管理的人将行政作风带入大学,而与行政级别相对应的是庞大的政府部门似的机构。“北京大学的行政机构有27个。有的大学甚至有40多个行政机构。每个机构设正处长,若干副处长、科长,导致上百个正厅级、四五百名处级、上千名科级干部。”熊丙奇估算:一人每年五六万年薪,一年几千万就这样耗尽。

  行政机构庞大,还会没事找事。“行政力量为了体现自我价值,大学就变成一个会议很多、文件很多、接见很多的一级政府。”熊丙奇身边有一位曾经的校长、副部级干部,退休后到民办学校当副校长,但他很不习惯。“因为那边会少了。而他以前一周10个会议很正常。”

  “目前国家教育改革提纲也提到取消行政级别,只要下定决心做,不会天下大乱。现在就可以试点,在北大、清华等教育部直属的76所高校试点,对其他高校也是好的借鉴。”但熊丙奇也强调推行改革就得捅破既得利益者的利益。

  熊丙奇将既得利益者归纳为三方:“一是教育行政部门,所谓评估是制造权力、扩大权力的手段;二是大学校长,公立学校校长从副厅级到副部级,既是校长,又是官员,又是企业家;三是有院士、特殊引进人才头衔的教授。”

  “从院士到院长,谁也不可能看着自己的利益被收回。”熊丙奇说,行政改革需要国务院推动教育行政部门放权,不能依靠大学校长、教授被动改革。

  当务之急是建立现代大学制度

  熊丙奇曾写道:上世纪90年代以前,中国大学基本上就是一个小社会。但今天的大学更像一个大社会。

  大学被称为象牙塔,“但如今中国大学没有独立性,没有防火墙,办学规则不健全,学校里的学术腐败比社会上更严重”。熊丙奇说如果大学堕落与腐败不被重视,会让社会秩序和道德出现大问题。

  “本科教学评估和大学里的素质指标,不仅让教授处于论文焦虑中,也让教育者忽视大学精神,通过论文发表数量、人才培养规模、教师本身教育背景等指标衡量学校质量。”由此造成大量垃圾论文,学术造假更严重,科研经费的挤压、挪用尤为明显。“尽管侵犯学术权已进入司法程序,但学术欺诈、科研造假并没进入。”

  行政集中化和政府支配下,大学举办、管理、评鉴一体化,没办学自主权,没思想,没灵魂。熊丙奇认为当务之急是将注意力放在建立现代大学制度上,否则再过50年,仍无世界一流大学。

  《大学有问题》出版已6年,熊丙奇发现大学问题仍然严重。“一直以来,大学都号称希望通过自主招生招到适合培养目标的人才。但大学办学‘千校一面’,985高校、211高校的办学目标,几乎都是‘高大全’的模式;也没有清晰的人才评价体系,用增大考题难度的简单方式筛选人才,没有摆脱分数标准。”

  在校学知识难,毕业找工作难,大学生是受害者。熊丙奇说:“大学生是整个食物链最后的环节,没有选择空间。研究生、博士生不能从导师处学到东西,只是打工者。大学回报给学生的就是一个身份、一张文凭,没有赋予学生权益。”

  一位大学教师向学生调查:“如果你们现在就把四年的学费交掉,换得一个证书,愿不愿意?”结果是30%的学生都愿意。“这对我的冲击是很大的。”熊丙奇说,“中国的大学这样发展,非常可怕。”

  袁岳:好大学不是培养教授,而是搜罗教授

  国内一些大学,青年教授都是老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混的年头够就能熬出来。美国有很强烈的淘汰机制,你必须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在哈佛,想混是混不出来的。

  美国的教授也追求在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但能不能上《哈佛商业评论》,跟你是不是哈佛教授没有直接联系,上与不上,由完全匿名的投票决定。如果这篇文章是某编辑的老师写的,那么编辑不能参加投票;如果不回避,被人爆料了,就会变成一个丑闻。

  这点跟国内很多学报不一样,学报打一个招呼就上一篇文章,所以垃圾文章很多。这只是一个小区别。哈佛大学给我最深的印象是:教授非常有权。在决定一些有争议事情时,教授会议的影响力是最大的。

  以教授为核心的大学

  在哈佛大学,教授委员会的决定是最重要的。19世纪末,两个暴发户要给哈佛大学捐款5000万美元,但对哈佛的事务干涉过多,结果哈佛的教授没要这些捐款,这两个人才用这些钱建立了斯坦福大学。

  好教授是个宝,因为他既带来学问、名望,又带来项目和资源。有点像项目经理一样,如果你的学院里有很好的教授,你的资费什么的都可以解决了。一个学院里,院长和教授的关系跟国内很不一样,美国的院长没有很多行政资源,不能直接管教授的钱,钱怎么花是教授决定的。院长不是一个真正的教育者,而是一个行政工作者、名义上的领导者、一切事情的协调者和重要活动的出席者。真正定规则的,是教授委员会。

  美国的大学是教授治学,所以教授的选择机制是整个大学里最核心的部分。要当教授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在国内,我们经常见到一个留校的辅导员混的资历老了,考考学位,最终能变成博士生导师。在哈佛大学,行政人员基本上不会成为教授。

  哈佛大学的教授都是江湖上扬名立万的人,他要在某些领域有特殊的成就。比如说现在哈佛大学做中国研究比较有名的教授托尼·赛奇。他很早就开始研究中国,后来被福特基金会聘为在华首席代表,由于他当了两任首席代表,对中国很多问题都很有研究,最终才被哈佛聘为教授,讲授中国改革和中国研究。

  哈佛大学的教授职位是公开发布招聘的,再杰出的人也要申请,提出你的理由,提交你的研究成果。哈佛大学不是在培养教授,而是在搜罗教授。如果你在哈佛是助教,要混成教授是很难的。哈佛的助教最有可能的上升渠道是:当三四年后他的聘任期结束,到一个普通的大学当副教授,或者到某个智库当研究员。最终只有他在某个领域做出了出色的研究,才有可能去哈佛大学或者耶鲁大学应聘教授。

  他每一步上去都是要有成果的,不像我们国内一些大学,青年教授都是老教授培养出来的学生,混的年头够就能熬出来。美国有很强烈的淘汰机制,你必须在江湖上扬名立万。在哈佛,想混是混不出来的。

  官员把大学管成行政机关

  从中美大学教授讲课表现就能看出两国大学的差距。在哈佛大学我看到的是,教授在讲课的时候唾沫横飞,学生们听得也很有激情;但在中国的大学,很多教授讲课都会让你感觉到这是在催眠。这是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站在这个讲台上。

  他们成为教授的过程不一样,对教授本质的理解也不一样。在中国即使有一些讲得唾沫横飞的教授,很多也是自娱自乐,基本上不理会学生听不听得进去。哈佛大学的教授有时候讲得很少,而是问学生很多问题,引导学生,让学生理解,最终学生学会了才完成任务,而不是像中国的一些教授,只不过是痛快一下自己的嘴皮子。

  中国教授数量多,但学生却没啥可学。当然,中国的教授也没什么地位。外国大学最核心的是教授。在中国大学最核心的是系主任、院长、校长,大学里混着都是想当这些官,当了官以后却马上荒废学术。

  在真正的大学里,校长的作用就是到处化缘并笼络来各种各样的人。蔡元培为什么能把北京大学做起来?因为他能笼络来各方面的人才,虽然这些人之间相互看不惯,但他们都会给校长面子,不影响他们一起在北大好好工作。以大学精神而言,今天的北大是在消耗老本,像蔡元培这样气度的校长太少了。

  中国的大学本质上已经官员化。教育部管学校,它只懂管官员,官员管学校,最终把人都管成官员,学校也被管成一个行政机关。

  美国的教育部是没有权力管大学的事务的,这是大学教授的“内政”,除非有人投诉该大学无故不招黑人学生等。在外国,不是校长说了算,有时也不是捐款人说了算,教授委员会的决定很重要。官员当然就更没有说话的权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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